文/马庆云

陕西作家贾平凹，2018年四月出了一本名为《山本》的小说。这本书，按着贾平凹老师自己的说法是，给秦岭这座大山立传。陕西作家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多厚重朴实，带着浓重的民族精神。包括陕西出来的老谋子，部分作品也曾有这种民族性地追求。

不过，有些创作者走着走着，便把路子走到了浮躁上来，不愿意安心做一点并不讨好的作品了。好在，贾平凹先生的《山本》，恰好属于这种并不讨好的作品。不讨谁的好呢？应该是不讨当下商业环境的好。《山本》是一本很难做商业影视剧改编的小说，它的优秀之处，并不在于故事情节，而在于故事情节之外人物身上带有的陕西或者秦岭风貌。

因此，贾平凹说给秦岭立传，他实际上已经通过《山本》这部小说做到了。他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而且将整个的大山深处的悲凉生命意志全写明白了。小说背景是上个世界二十十年代，而小说又完全可以超越那个时代，成为一个可以忽略背景的“生民多艰”时代。

陕西已经去世的老作家陈忠实先生写的《白鹿原》，以西安不远处的白鹿村为地点，展开了一段上个世纪近百年的历史叙事。老爷子看似讲的是白鹿两家的兴衰更迭，实际上讲的还是生民之多艰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最重要特点，底色都是感叹怅惋百姓的不易生存的。

《白鹿原》以一村为背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时代。《山本》则以涡镇为背景，时代跨度却没有那么大，只取了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涡镇比白鹿村略显繁华，因此，势利背景不再是白鹿两家有不少土地的农民，而是一群可以武装起来的地方力量了。涡镇更是在秦岭深处，算是一山分南北，位于中国的最中间了。

因为在秦岭，所以涡镇的风水更加温润。贾平凹先生不吝笔墨地开出一片近似田园的风貌来。在《山本》之初，这里甚至可以作为当代人误入的“桃花源”，是个五一十一全家度假的好去处，似乎有着所有中国人对山水田园的遥远大梦。

然而，便是在这方水土景致之中，却有了一番生而不易的人生。《山本》最重要的男性主人公是井宗秀。小说讲了他从落寞到繁华再到突然退场的人生。年少之时，生在涡镇，却家中遭了变数，哥哥井宗丞做了进步青年，带着队伍绑票老子，要挟钱财从而去支援进步事业。

老爹身死之后，弟弟井宗丞担起家中重任，开始是做些小本生意，后来遭了土匪，也是时势造英雄，井宗丞便带领几个自己的发小打了土匪，自己揭竿而起，做了保卫团的团长，并且得到县长的认可，并且最终成了阎锡山的军队预备团。所谓预备者，粮草自筹罢了。

而涡镇与井宗秀遥望的，则是陆菊人。两人建立的联系，也如《白鹿原》一样，是因为一块儿风水宝地。陆菊人是涡镇的童养媳，井宗秀家败无处葬父的时候，陆菊人阴差阳错把自带的那块风水宝地送了井家。而风水者，也是后续井宗秀崛起的一种小说式说法。

陆菊人在《山本》中承担了一种伟大的女性光辉。做了团长的井宗秀，开始为了自己的权利做各种争斗，并且有了生杀大权。而陆菊人则是他的恩人，他非常礼重。陆以仁义面对涡镇，井以武暴笼罩涡镇。保卫团本来是用来自保的，可慢慢发展成让涡镇民不聊生的地方武装力量。

与之同时，贾平凹先生更是塑造了井宗丞为主的红方军事力量，阮天宝等人的另一方力量，甚至于还有不远处的阎锡山第六军力量，和经常侵染周边的逛山土匪力量。这些力量，又诚如是《白鹿原》中所言，都是对民众进行烙大饼式侵害的，一方收完粮草，一方又来。

民不聊生，恰似此时乱世。而这些残暴中，贾平凹先生均不避讳，他以非常冷静地笔法写了大量的血腥与无奈。将兵卒剥了皮，做成人皮鼓。将阮家十几口株连，要一起杀掉。将断了双腿的人伤口上继续撒盐等等。

再多方军事力量面前，人性退居二线，杀人立威成为主流。贾平凹先生面对人之生死，已经冷静到默然。他当然哀婉自己笔下人物的生死悲欢，但他更知道这种生死轮回成为一种常态，民之多艰不幸成为无法避免的主流。所以，贾平凹在《山本》中塑造了三个人性闪光但无能为力的人物。

第一个，是女性陆菊人。第二个，是郎中陈先生。第三个，是地藏菩萨庙的宽展师父。三人生在此世，都有悲天情结，都对人之不幸有救赎心态，但也都无能为力。面对生杀，宽展师父也只能吹自己的尺八，帮助超度亡灵。

这其实才是贾平凹自己的消极与无奈。在地方武装争斗中，民不聊生，各有艰难。涡镇最终也在阮天宝的进攻中变为火海。井宗秀死于暗杀，轰然倒下。象征涡镇的皂荚树也突然死掉了。曾经的涡镇，变成了火海瓦砾。

如果说，《白鹿原》还有一种土地厚实的信仰的话，白嘉轩还能回归土地，那《山本》中，涡镇已经成为无法超度的苦海。所有争斗，都是涡镇成长起来的人，而所有死去，也是涡镇自己的生灵。但所有人都是时代的被动沉浮者，不能自主，只能互相残害。心怀仁义的陆菊人、陈先生和宽展师父，都是可有可无地摆设罢了。

贾平凹的《山本》中已经找不到一个坚实而有气魄的正面人物，不似《白鹿原》白嘉轩那般顶住小说的脊梁了。老贾更多一些悲凉，多一些佛法的苦海无边。但老贾从来不说回头是岸，因为他知道，哪有岸啊，都是苦海。这就是《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