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爷从县医院退休回家，在我们村开了一家诊所，和村东头另一家诊所成了竞争对手。东头那家偏中医，我爷偏西医。那个时候，人们对西医多少存在一定的误解，导致我爷的诊所生意比较冷清，但是我们黄家同族人数众多，我爷辈分又比较高，碍于情面，同族人看病的首选还是他，因此诊所勉强可以维持。
有一年冬天，我高烧不退，吃了我爷最初开的药，不见好转，情急之下，我爷才给我挂吊瓶。后来听我爸说，我爷对于普通感冒、发烧用药下手轻，治病周期较长，对于病急乱投医的普通农民并不适用。
不过，虽然他的生意不好，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行医的原则。下猛药看起来药到病除，但对人的抵抗力却是有百害无一益。我爷多年的行医经验是是药七分毒，病症的根除不是靠药，最终还是靠人自身的抵抗力来抵御病灶，然而这些道理，我是直到我儿子出生后，才有所领悟。
正是那次生病，我才听我婆讲述了我们家一些尘封的往事。
01
我们家原是临潼东部地区有名的中医世家，几乎药到病除的治愈率，也让我的祖上声名显赫。民国时期，临潼县城的达官贵人但凡有些疑难杂症，便会赶着近两小时的驴车找我祖上瞧病。虽说祖上救人无数，按常理应该积了不少阴德，但是我们家却人丁单薄，四代单传的现实问题让祖上很伤脑筋，请了无数风水先生破解，都无济于事。
有一年，我祖上过70大寿，宴请了全村村民，席间有一个要饭的，非要到我家吃酒席，因为是喜庆的日子，祖上不但给他吃了酒席，还特意给他用包袱包了八个白面馍。
要饭的出于感激，就说明了自己的来历：他姓何，本是商丘当地比较有名的风水先生，因为日军侵略家破人亡，为逃避战乱，随难民一起逃到了陕西。他听人说陕西是八百里米粮川，有钱人多，看风水的人也多，估摸着自己本事好，在陕西找口饭吃应该不在话下，因此就一路乞讨，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从河南走到陕西，逃难的路上，发现陕西也很穷，农民的生活也很苦，他的如意算盘眼看也要落空。
祖上听了他的介绍，就问：“你真的可以看风水”？
何先生说：“我先给你露一手，你们家一看就是业大，人不旺，但是要旺人，就必须舍财。”
祖上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有人就行，有人就行。”
何先生说：“有一种破解方法，可以福荫后世，如果先人的墓穴位置找的好，就会旺人。”
祖上说：“何先生，你今天无论如何给我找个好穴，多少钱我都出。”
何先生说：“黄先生，其实我刚上你们加黄原路上时，就已经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你本性善良，行医济世，是我要找的有缘人，这块宝地的位置今天我就赠与你。”
说罢，何先生指向村西头的那颗树，说道：“你看那块地方，脚蹬河流，怀抱两山（坡），是一块好穴，如果你要旺人，那就本月十六的子时，开始放炮祭神，卯时沿着罗盘的正南方向开挖，午时停工，接连七日，务必完工，当自家当家的去世后，下葬的棺材必须脚蹬两山正中，切记穿着不可奢华，这样后世必儿孙满堂，还有一点你要记住，此法后，人与财不可兼得，得了人，失财在所难免，到时人旺了，丢了财，再采取任何办法都不可以补救。”
说罢，何先生就要离去，祖上出于感激，拿出50大洋作为酬劳，何先生却摆摆手，只拿了那八个白面馍，便扬长而去。
祖上听了何先生的话，去世后，将自己安葬在那个风水宝地，但是何先生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没有完全应验。
▲截图来自电视剧《白鹿原》。
02
我爷作为中医世家的第五代传人，却不是我太爷亲生，而是抱养的，到了我爸这一代，人旺才成为了事实，我婆一辈子含辛茹苦养育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
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我们家成了众矢之的，我太爷通过关系将我爷送到外地学校读了西医，自己一人留守。
因为早年风水之说，村里支书、村长带头指责我们家封建迷信，破坏耕地，一帮村民刨了我家祖坟，我太爷行医的家当也被抄了，不允许再行医，家里中断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而且，逢初一、十五，太爷必须带着高头帽子，去乡上游街，让全乡的人围观“四旧”。
1965年冬，村支书的儿子生了一场怪病，大腿长了一个毒疮，乡医院看不了，跑到了临潼县医院去求医。
坐诊的老中医看了他儿子后，说他看不了，又说加黄原有一个世代中医的黄先生能看好，老中医年轻时毒疮就是他看好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传人。
村支书听了这个话，赶紧快马加鞭从县城回来，直奔我们家。
见了我太爷，递了根猴上树，叫了声“七大”。
我太爷看看支书儿子，自家人，都姓黄，一时心软，就帮他儿子看病了，这个病其实就是毛囊炎，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处理不好，很容易感染，感染后，想救回来就很难了，但是对于我太爷，这个病太常见了，祖传秘方，外敷一周即可见效。
七天后，支书的儿子痊愈了，支书却封锁了我太爷给他儿子治病的消息，他怕影响他的个人前程。
第二年，社教运动达到了高潮，新的一轮抄家来临了，因为我家早年间有几十亩薄田，雇佣过长工，要加大对我家的斗争，抓家里的男丁去内蒙农场改造。村支书出于当年的救子之恩，早早透漏了这个消息。我婆没有办法，给了我大伯、二伯和我爸一人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和每人四个玉米面馍，用扫把打着他们，让去逃命。
第二天，乡革委会的人果然来抄家了，家中只有我婆和我五大，我四大则是跟着我爷去了外地。我五大那年只有两岁，出于好奇，嚷着要揪革委会人的红袖章。
那一天，我们家的古木家具几乎被一扫而空，我婆看他们拿东西，坐在地上哭红了眼睛，太爷也只是一直不停地抽旱烟。
三天后，大伯领着二伯和我爸回来了，他们在村外面的窑洞睡了三天，把玉米馍也吃完了，实在饿得不行就回来了，虽然家里也没有多少吃的，但它总算是个窝。
03
熬过文革那十年，太爷身体大不如从前，我爷成了医师，进了临潼县医院。或许是出于保护心理，太爷并没有将家传中医传给我爷，而是传给了同村孟姓的一户人家，因为在粮食困难的时候，他们曾经偷偷给过我婆一袋玉米面，要不是这一袋面，可能我的父辈们早就饿死了。
孟姓传人并没有完全掌握我祖上“升药”治毒疮的独门绝学，不过看普通的感冒、发烧绰绰有余。
而我的父辈们在成年后成为了普通的农民，大伯、二伯学了泥瓦匠，我爸是老三，本是上学的好苗子，因为家里成分，初中毕业便被赶回了家，成了一名没有编制的农村教师，我四大则承包了一片鱼塘。那个曾经揪过红袖章的五大却不安心留在农村，去外面混生活去了。
1980年，刚刚初一的五大辍学了，辍学的原因并不是他读不进去书，而是打架惹了祸。
他个头小，上学总喜欢在军绿色的小背包里放两块砖，谁要是惹他，就用砖头来招呼他们。一次放学路上，他为了给同村的发小出头，一砖头把对方打进了医院，由于对方家里有背景，扬言要卸他一条腿，我爷为了保护他，让他从合作社的初中辍学，去渭南跟人学钳工。
1982年，刚满18岁的五大，被我爷找关系安排进了临潼机架厂，没有正式编制，户口还留在农村。到了机架厂后，他还是有些不安分，时不时地就同附近军区大院的子弟约架。一次，为了给工友出头，把大院一个干部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次人家扬言要他的命，他还要和人火拼。我爷害怕惹事，让他辞工，给了20块钱，让他投奔千里之外的新疆一个亲戚家，去避难，这一避就是三年。
1984年，太爷去世了，第二年太奶也走了，他们去世前，都想着在外避难的五孙子，到死也没有见最后一面。
04
太爷、太奶去世后，我爷开始分家，他和我婆跟了我四大，因为他养鱼，有稳定的收入，生活比较富足。剩下的几个儿子也各自分到了一定量的土地和宅基地，我那个逃难的五大也悄悄从新疆回来了，当年他惹的那个干部已经调到甘肃去了。他便开始在西安谋生，地则由我爸帮忙种。
▲截图来自电视剧《白鹿原》。
1988年，龙年清明节后，我出生了，巧合的是我同我五大同天生日还是同一属相，在外打拼的他得知后，特意从西安赶回来看我，还给我带了些新奇玩具。
1989年，24岁的五大结婚，娶了一沟之隔的宋家姑娘，也就是我的五娘。结婚一个月后，他们离开了西安，听我爸说，他们就又去了新疆，亲戚说新疆开出租，能挣到大钱。
期间他曾经来过几次书信，文化程度不高的他，满篇错别字。而我爷和我婆一直都称我“五大”是他出息的儿子，因为他在城里生活。
时间来到1999年，改革开放的浪潮，让五大看到了新的机遇，他们再次举家迁回西安，这次多了他的儿子。
到了我这辈，男丁已经达到了八个，他儿子是最小的一个，只是他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总算实现了何先生的风水之说。
五大带着儿子回来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城里人“五大”，他穿着很前卫，尤其是带着那个蛤蟆墨镜，很像电视剧里的台商，在他的招呼下，我第一次吃到了有名的大白兔奶糖，喝到了从来没喝过的汽水，坐上了从来没见过的桑坦纳。
我爸说，我五大现在厉害了，至少是个万元户。我看到我爸眼睛里都是自豪，已经十一岁的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我悄悄地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等到我长大后，也一定要当一个万元户。
05
有了那个目标后，我开始努力读书，因为五大曾经说过，如果门里哪个后辈考上西安交大，他就认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2002年，我如愿考上了临潼县省级重点中学，还进了当时的“火箭班”，据说第一届火箭班，49个人，最差的学生都能上西安交大。
我有点得意，照当时的情况，交大已经十拿九稳，我让我爸告诉五大这个让人兴奋的事情，毕竟我们村20年都没有人考上那个高中了。
在我报到的第一个周末，五大接我到他临潼的新房去住了一晚。
那一晚，五大，兴奋过度地喝大了。
他端着杯中的西凤酒对我说：“涛，你知道五大，这辈子最悔恨的事情是啥么？”
我端起一杯果汁，不知所措的说：“大，我不知道”。
五大有点激动地说：“没念下书，认不了几个字，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硬伤啊。”
我接他的话说：“大，没事，你现在不是很成功么，如果你当年念书了，说不定现在还混不了这么好”。
五大打了个重重的酒嗝，有点坐不稳了，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喊道：“你说的是屁话，没念书，就是硬伤，我要是能上大学，那该多好啊。”说完就拍在桌子上睡着了，只留下我五娘叨叨他不要喝这么多酒，而我则和五大的儿子，去另一个房间睡觉了。
那晚，我没睡着，因为不会用抽水马桶，强忍着一肚子的大便而彻夜未眠。
06
几年后，五大的生意做大了，涉及很多领域，他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万元户了，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期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任董事长，并把家搬到了西安，一时间在我们本家族，成为了所有人巴结的对象。
我考上了西安的大学，可惜不是西安交大，五大也没有出我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多年前的口头承诺，他记得比谁都清楚。上学的那几年，我很少和他来往，因为我想靠自己。
2008年，当网络上还在谣传汶川地震会影响西安时，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大我一岁的堂哥在临潼县城出了严重的车祸，还没送到医院时便断气了，一时间全家人都丢了魂，五大也从西安赶到临潼殡仪馆。
二伯和二妈因为儿子的飞来横祸，相继住进了县医院，五大则代替家族老大的大伯，主持了整个火化，按照农村的习俗，堂哥没有结婚生子，进不了祖坟，也不能留坟头，最后只能孤零零地被埋在村东头的一个土堆下面，用一块砖头留作标记。
事后，我们才知道，表哥出车祸是因为修路的施工单位，没有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超速骑行的他，硬生生撞在一块大石头上，连人带车一起飞了去，摔死了。气愤的五大将施工单位告上了法庭，经过多次调解，以3万元的赔偿款私了。那个活生生的生命，就此与我们阴阳相隔。
07
那一天，我们几个同辈的兄弟围了一个圈，约定以后一定要好好活，决不能让家里的长辈操心。我清楚地看到，旁边的五大眼圈变红了。
可是，还是有一个堂哥食言了。二伯的大儿子在他弟出事的半年后，就被通缉了，因为抢劫，动刀子伤了人。五大知道这个事情后，就一直帮他疏通关系，请律师，并希望他早点自首，但是堂哥并不听五大的话，继续疯狂作案，定的目标就是为自己的父母，抢够养老的钱。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再一次在他的身上应验了，他被公安抓了，法院很快结案，判了12年。
二伯、二妈在一年间，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而我爷和我婆临到去世也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孙子到底去了哪里。
五大也就是那天起，肩负起了照顾二伯、二妈的重担，因为他是几个大中过得最好的。
而他的生意也在那年出现了第一个低谷，因为货品质量的问题，他赔光了几乎一生的积蓄，为了挽救自己的公司，他动用了能沾边的一切关系。人常说“树倒猢狲散”，风光时的酒肉朋友，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结局就是他的公司破产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截图来自电视剧《白鹿原》。
他又一次远赴新疆，去他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成功。
2010年我大学毕业了，当时的就业形势很严峻，我去了南方的一家国企工作，我的堂兄堂弟们也都找到了各自应有的归宿。
2018年春节，我们整个家好不容易凑齐了，五大也早已从新疆回到了西安，生意相比8年前，规模更大了，饭桌上他玩了一个游戏，叫自报家门，这是他应酬酒局最为平常的游戏，内容就是，顺时针按次序，将自己的工作单位，毕业学校，介绍给其他不认识的人。
我们几个后辈，兴致勃勃地按着他的意思一一报来。
轮到他时，他刻意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的说道：“我毕业于家大，目前工作与黄家大院，家大就是家里蹲大学，黄家大院就是我们的家。”
他的这席话，将整个饭局推向了高潮，那一刻，我们共聚酒杯，为我们的黄家大院干杯，而我的身旁分明空了两个座位，因为他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