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延寿、京房以妖妄解《易经》 （总第一百〇六）
《资治通鉴》里最具鉴戒意义的这些事儿
司马光在《汉纪.二十一》中以“臣光曰”为引，批评汉元帝的同时，极力赞扬《易经》大师京房。他是这样说的：“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之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大意是：君王的德行不够昌明，那么，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于元帝的诱导，可以说他已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
通读司马光的这篇《汉纪》而可知，所谓《易经》大师京房，对汉元帝的“诱导”，是要用“君子之道”去与石显等外戚宦官之类的邪恶之臣争夺对汉元帝的影响力，着眼点在于对权力的追逐。
对此，王夫之的评价耐人寻味：“托君子之道，诬圣人之教，矫造化之神，三者皆获罪于天而不可逭者也。”大意是：假托君子之道；诬蔑圣人之教化；捏造自然造化的神妙。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有罪于老天，京房，他是罪责难逃啊！
“托君子之道，诬圣人之教，矫造化之神，三者皆获罪于天而不可逭者也
王夫之继而很严厉地批判这个精通《易经》的京房，说：异端邪说想要风行于天下，必然假托“君子之道”。“释氏”谈心性，使用了君子之说；“老氏”论道德之时，也离不开君子之言。因此而天下人都以为，他们所发之言论也类同于“雅言”，即《诗经》《书经》里的君子之言。于是而认为，他们的学说，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来推行道义，并还对此坚信不疑。然而，把佛道的这些学说作为对六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以及《春秋》的旁注和支说，对君子之道而言，只会是破坏有余。
王夫之所批评的这些事，恰恰是一些自以为是儒家学说传承人的学者不遗余力地所要推广的，西汉中期自称儒家，信奉的却是道家法术的学者焦延寿，以及却师从焦延寿的儒家学者京房，他俩诠释的《易经》，基本上不能自圆其说。
《易经》里乾、坤二卦的策数，即卜筮术数，为三百六十个，相当于一个较为完整周期的年份天数，这是在取《易经》所象征的“天、地、人”之中，关于“天”这一端的大略而言。包括屯、蒙以下的各卦，其策数把老、少和阴、阳全都混杂在一起。达不到三百六十个策数的情形，还很多，而一个真正完整周期的年份天数，是三百六十五个还有余数，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乾、坤二卦的策数。
圣人观察天、地、人三者的变化，能够会合并疏通异说异义而调和其矛盾，也只是以此来模仿天地之间变化的一个大概而已，如同《易经》上下之篇得出的策数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以此象征天下万物，而天下万物本身并非以万为单位就能计数，是一个道理。所以，《易经系辞》中说：“变化的神奇，在于没有固定的方位，而变化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还说：“变化，其实就是六个爻位上的循环流转，但不可以看成固定而一成不变的模式。”
焦延寿人,“日者”而已，不过是一个普通筮人，如同以卜筮为业者，能用一些小方术测算一下阴阳变化的现象，
焦延寿作为汉元帝时的“三老”之一，与其弟子京房一起，想把六十四卦里各爻位的策数，各自对应为一个周期年份的天数，勉强安排了六十卦，却无法找到可以对应余下四天的另外四卦，不得已而把震、兑、坎、离四卦分离出来，放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位置上。问题是：被称之为“东”震、“西”兑、“南”离和“北”坎的四卦，指的是“方位”；春、秋“二分”与冬、夏“二至”却是指“时序”。如果说时序是“经”，那么，方位就是“纬”。他们二人把泾渭分明的东西相混淆，是何居心？
王夫之为此批评说：“故延寿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术测阴阳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敍治理。房是之学，乃敢以与人宗社哉？”大意是：焦延寿这个人,“日者”而已，也就是说，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筮人，如同以卜筮为业者都能用一些小方术测算一下阴阳变化的现象，以他的学识，似乎还做不到让他能知晓天地变化的规律，他的学问不可用之于指导对国家的治理。京房的平生所学，不过用焦延寿的学问作为理论指导，怎么就敢与人君去用《易经》商谈国家大事呢？
他们所用的方法，是拿儒家的“典常要籍”去对应方位和形体，于是产生了运用八卦来顺应世事的框架学说。但他们构建框架时，因为当八卦中的“乾”卦演算策应到“剥”卦时，就已穷尽，不得已，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把“晋”卦与“大有”卦置于其后。此法一直流传到至今，之所以得以流传，大体是后世靠这个吃饭的巫师和卜士，可以用来判断所谓命运吉凶之大概的缘故吧。尽管这些巫师和卜士会使用，或者说熟练操弄这个法术，并不理解其中原理，因此只能用来迷惑没文化的百姓，或有人以此作为向朝廷邀功求宠的手段，一旦败露，可能被灭全族，所以，胆大妄为以《易经》为幌子兜售江湖八卦之人，不敢堂而皇之地进入庙堂。
然而，即使如此，以焦延寿与京房的学识，想要成为怪异荒诞之说的魁首也不可得，知道是为什么吗？
京房承袭焦延寿的这套学说，只是想要以此与宦官石显、不地道的儒者五鹿充宗这类邪恶之徒去争一个“正邪”
不符合天理自然的学说都是荒诞的，京房承袭焦延寿的这套学说，只是想要以此与宦官石显、不地道的儒者五鹿充宗这类邪恶之徒去争一个“正邪”，从而能够在天人感应这个方面分出一个“是非”。尽管他的操弄旨在弄权，却是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这就难免引起后人的不满。王夫之忍不住叹息：“吾未见妖之足胜邪也。邪者获罪于人，妖者获罪于天，妖尤烈矣。” 大意是：我实在看不出“荒诞”有能够战胜“邪恶”的地方，因此我说：荒诞的京房之流，成不了想要战胜邪恶之人的魁首。如果说邪恶之人有罪于“人”，荒诞之人则有罪于“天”，那么，我要说的是：荒诞的危害性更为强烈。
或有人说：京房的《易经》学说是根据日期去推算运气，分割出一些卦象来验证事物，所谈论的，都与他当时的得、失；祸、福相符合。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不过是经验之谈，貌似切合未必就是事实。以宦官石显的邪恶，以君主的昏庸，国家当前的混乱，都是众所周知，明摆着的事情。京房在天子大殿之上，只不过是通过策卦演算想要求证出一个所以未然来，而并非就是必然。大势已成，形态完全显现，即他所操弄可得的，《易经》里所说的天象，如果已经呈现了，是事实的话，还有什么必要去辨别呢？
日月交替会有灾祸，气候变化会导致水旱，禽虫草木出现变异，民间流行瘟疫，山，会出现崩塌，川，会形成决口。这些，我们都能知晓，都能看得见的，就无需《易经》大师预测。既是天灾，就是拥有国家政权者不会不为之而担心的问题。如何应对，需要思考，但更重要的是防止接踵而至的人祸，这才是执政者所需修身自省的地方。于是，汉元帝身边有人用堆积钱币的方法去为天子分析，用精美的语言去刻画，侥幸有所收获的荒诞之人，就会以此获取显著名声，获得丰厚的利润，加官进爵，京房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殊不知这将会让天下人更加迷惑。
《礼记.王制》里说：“凭借鬼神和时日进行卜筮以欺骗民众者，罪该处死。”这种做法，早就应该受到老天的惩罚，大师京房在大殿之上，也用此鄙陋法术去与邪恶之臣相竞争，是自找杀戮，且还导致邪恶势力更加张狂。只能说，他为之而丧命，很可悲，但他歪曲《易经》原理，遗毒后世，则死有余辜！
故此，王夫之才有此一说：京房为之已经把命都给丢了，我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话？他假托君子之道，诬蔑圣人之教化，捏造自然造化的神妙，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有罪于老天。京房，天若要惩罚他，让他往哪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