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称“地理”又称“堪舆”(“堪”就是天道，“舆”就是地道)，当今将这种“地理”、“堪舆”统称为“风水”，但“风水文化”绝不等于“地理文化”。追溯历史，在杨筠松(救贫)那个年代，并没有出现“风水”这一概念，《四库全书》中所涉及杨筠松(救贫)“地理”方面的著作，几乎没有“风水”一词。杨救贫生前活动20多年的江西赣州(古时称“虔州”)地区，这里绝大多数是杨救贫那个年代迁徒南下的客家人，自古以来称“风水”就是“坟墓”，百姓家做“风水”就是做“坟墓”，外远年代称“风水宝地”是指“阴宅”而言。而当代人所说的“风水”，是假托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句话里的“风水是指大自然中的一种现象，而不是如一些人所宣场“附会人事吉凶祸福”的“风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曾对“风水”演变为一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冥冥之中主宰着人们的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子孙繁衍、家族兴衰，甚至死生寿天、穷通得失、货殖营利、科场中举等等，成为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在现代中国城镇乡村，尽管对待“风水”的态度各不相同，但仍处处隐约着“风水”的残存，许多人对“风水”仍笃信不疑。有的人对它半信半疑，但为了寻求心理的满足，仍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的想法，也免不了要请“风水”先生“辩土望气”，持“罗经”以明吉凶。正因为此，“风水先生”投其所好，借助杨筠松(救贫)“地理文化”演变为被众人唾骂的“迷信”、“糟粕”，那些反对“风水的人士，大肆谩骂杨筠松是“封建头目”，将他的墓碑(照碑)挖起劈成两半，用去盖水库涵洞。

历史证明，杨筠松(救贫)创立的“地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门关于选择环境的学问(如“赣州古城”等)，是古代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它吸取了《周易》内核原理应用在环境地理学上，在宇宙全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环境优选和时空优选，追求人与人、人与环境、环境与环境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当今初会上打着“杨公文化”所宣扬的“风水文化”，是对杨筠松(救贫)地理文化的一种亵渎，本质上的异化。在这里举几个案例：

“风水”概念是建筑师在设计中无法解决的难题，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在设计香港中银大夏时所遇到的“风水风波”，就是个很显著的例证。高达351米总共有70层的香港中银大厦是香港的标志性建筑。在看过设计图纸后，贝聿铭收到一份电报，对大夏的立面展现的众多加了框的巨型“×”形钢架，从“风水”角度深表忧虑。因为在中国，“×”意味着殃，只有罪犯的名字上面才打“×”形的大叉。最后贝聿铭十分精明地把“X”横向钢架隐藏起来，并把暴露在外的部分改变成类似佛教中的吉祥符号万字符的形象，这才皆大欢喜。

这个故事在“风水界”引以为荣，四处宣扬中国风水的魔力。实质上这是中国“风水”的“庸俗”表现。自命不凡的风水师游说“×”符号注定是“遭殃”，如同罪犯的名字上打“×”，要在人间“消失”，意味着走向死亡。可是，数学中的“×”

符号是代表着乘法的标识。“乘”就是翻番，也就是“2×2=4,4×4=16”。正如贝聿铭的设计理念，将中银大厦形容为雨后春笋，本来就是很好的思路，却被那些所谓的“风水方大师”所赫倒，把暴露在外的部分“×”改变成类似佛教中的吉祥符号万字符的形象。何曾想到，那个万字符号正是希特勒纳粹党的党徽标志。

贝聿铭充满诗意地将中银大厦形容为雨后春笋，但大厦建成后，人们还是议论纷纷，因为风水师说，大厦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许多尖角和刀刃一样的棱线。那些面对着这些尖角和棱线的建筑纷纷感到不安。无论佛教中的吉祥符号“”，还是希特勒纳粹党的党徽,或者中银大厦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其代表意义都不是如“风水”所注重表象的“庸俗”内涵，单以“符号崇拜”来设计人居建筑，这是“地理文化”的变异。

南方某市政府大楼的“风水”笑话一位研究“玄空风水”的先生，以所谓“地利”、“凶煞”为由，入手改变南方某政府的“风水”。原市政府大楼后有一泓水塘，门前又是一条大路直冲而来，形成了后无靠山，根基不稳，“水射门庭”的局势，“开荒牛”城市雕塑又困于市府大院之中，说这种“风水”致使此前几任主要领导的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后来这位“玄空风水”先生把水塘填了改成一座假山，把直冲大门的来路分为两岔,东进西出,把“开荒牛”雕塑移至院外,改变了“风水”格局,市领导的结局就会顺畅了。

可是,“玄空风水”先生的“风水”杰作太不争气。时过不久,该市政府一名重要官员,被称为“低调黑马”却“高调落马”,成为该市改革开放以来“重量级官员”现丑的头号新闻。这条新闻出来后20天光景,一位自命不凡的“易经风水大师”在他的网站上发布“先知先觉”“马后炮”信息:“新市政府的大门向北。北属水。现在地球行艮运,艮为土,大门最怕大运克之。今年是已丑年,也是士,大门又怕流年克之。今年五黄煞在北方,五黄煞是土,正克市政府大门。五黄煞主五件大事,新市政府还会有不利之事发生，犯罪之人，也不是一个人，还会有其他官员。”这则“风水”故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谓改造“风水”，单靠造一座假山、分岔两条路、移动一座“开荒牛”，弄上一些“点缀”就算是改造了“风水”,可以使“市领导的结局顺畅了”,纯粹是故弄玄虚。二是自圆其说,充当事后诸葛亮。原先彻了山、分了路、移了牛后,大肆鼓噪市府领导再不会出现“结局不尽如人意”,当市府领导刚刚“落马”,就说这是“风水”注定了的“黄煞”。简直是“风水”界左右逢源“庸俗”“献媚”之风,这与杨筠松(救贫)创始地理文化“济世救贫”的初衷背道而驰。

泛滥成灾的“作秀风水”当今社会上打着“易经风水”风靡一时,在家里如果摆有刻着“金木水火土”字样的方形烛台之类的物品,说明主人品位不凡。有的政府官员办公室里摆上几盆“富贵树”,书架上摆上一盆“幸运竹”,或在旺位持上“竹画”，风水师”则报以“竹报平安”之语。案柜的角落置放一座石头雕刻的流水盆景,象征“风水”的布局。如在“旺位”摆上厚叶或是大叶的常绿植物,这便可收“生旺”之效,增加家宅的财气。在“衰位”适宜摆放有剌的植物,称为“辟邪风水”。不久前云南省某县某村背后一座名为“老首山”(风水大师称为“后龙山”),原来裸露的山体全部被人用绿色油漆喷刷了一遍,当地。村民讥笑替大山戴“绿帽子”。在阳光照射下，山上怪异的绿地隐隐反光。据说是变风水才这样做的!”因为裸露的“老首山”正对面正是即将竣工的县委办公大楼水”,、风水大师说:“县委办公大楼对面就是荒山，,当然会影响风水,改变一下完全有必要。”但有的说“政府怎么可能相信迷信?肯定是林业局的人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临时搞“绿化”撑点面子!”那纯属就是“作秀风水”。

杨公文化”变成垃圾“筐”当今社会上众多的算命、卜卦、拆字、写流年、做香火、摆道场,为宝宝起名、成人改名、企业选名,指点婚姻……挂着“地理”、“日课”的招牌,把“升官发财”、“化解情敌”、“预测胎儿性别”、“五行疾病与脏

腑”等纳入“杨公文化”范畴,把“风水”的功能升格到可以无稽之谈。还有的所谓“玄空风水师”可以随时将变易的时间配合舍宅的方位、形势,便立即判断这间宅舍的吉凶好坏，与与宅内人的种种际遇,声称掌握了“飞星之道”、“九宫飞星”和“三元玄空”的“术数”,不仅能习远其用,且标榜独造其精。诸如命理、卜卦、预测、改名等“术数”,编者不评说其属于“迷信”还是“科学”,也不议论其具有何等实用价值,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杨筠松(救贫)的“地理文化”是不包括“命理学”、“预测学”和“占卜学”等内容。上述内容是在杨筠松(救贫)创立“赣派”(峦头)“地理文化”时所抛弃,当时与“杨公”“江西派”(峦头)相对立的是福建派(理法),该派的理论基础是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学说等。理法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术语完全脱离了具体含义,因而艰涩难懂,关篡用“杨公风水”冠名,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走上了“神坛”。

当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的“风水大师”为了便于走向市场提高经济效益,以“杨公文化”为旗号,把卜卦、算流年、改姓名、选吉日等编制成数码程序,进入电脑操作。只要你输入“生庚八字”或相关信息,瞬间就“算”出了你所需要的“风水”卦辞。声称可以破译人的生命规律,剖折你的命运“密码”,被称作是一门高尖端的“风水术”,难怪有人说:“社会织成一张无所不在的命运之网,构成这张网的经纬线就是闪闪发光的金钱”。利用“场公文化”招牌“攒钱”,这是“变异”杨筠松(救贫)“地理文化”的十二级台风。

地理文化”不是八卦占卜术杨筠松(救贫)的“地理文化”运用《易经》哲理,达到人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天象等形成和谐互助的关系,但它不是《易经》的分支门类,对《易经》中的八卦卜算,在杨筠松(救贫)“地理文化”中没有具体运用。但采取《易经》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贯穿在“地理文化”理念中。现在社会上冒出所谓“易经风水”的名称,把“占卜”与“风水”结合起来,由此标榜其“博大精深”、“无所不能”。

孔子是《易经》“人更三圣”之一,他将《易经》发展成为非常严肃的哲学,而不是“相术”。他在《论语·子路》说道：“不点而已矣”,表示《易经》中的“卦”,没有必要凡事都“占卜”或先“占卜”后办事。孔子主张“卦辞”当作筹划的

谋略、办事的导向。例如:“萃卦”的卦辞中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是儒家创立的学说。提倡“慎终追远”可以教化民众，使“民德归厚”,从而为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基础。“慎终”一方面指对老人“终之前的关怀赡养,即“生,事之以礼”,这是中国人的“美德文化”。另一方面是指对老人“终”之后的安置,即“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祭祀远代祖先,谨慎从事,追念前贤。“慎终追远”是杨筠松(救贫)“地理文化”理念之精粹,他在赣南期间,提倡建祠、修谱、慎办丧事,充分体现了“地理文化”运用《易经》为内核的精髓所在。

2009年,国家规定每年的“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各定一天法定假日。“清明节”期间(将双休日调整后共三天),让人们回乡扫墓祭祖,“慎终追”远”,这是“以人为本”的天下第一大事。扫墓祭祖必定首先要建“陵墓”(坟墓)、“陵园”(墓群)。近年来,各地盛建“公墓”,要请“风水地理师”进行选址、规划、设计、布局,即便是“火葬”,骨灰也要有“入士为安”的处所。但不能“奢侈”“挥霍”,需要“低碳”运作,应遵照杨筠松(救贫)提倡“济世救民”的理念，不能借“风水”的名义,“敛财”“勒索”，提倡“节俭”、“简约”。特别注意防止“追远”与“庇荫”混淆一体,把墓葬与“家族兴盛”维系起来,夹杂了诸多封建迷信的“低俗”表象,这是对“杨公文化”的歪曲。

杨筠松(救贫)一生中在民间从未点“穴”风水,当今社会上泛滥“杨公”是风水宗师的辩解,说他在世留下众多“穴”风水“佳作”。在赣南流传这么几句广告词：“世界风水在中国,中国风水在赣州,赣州风水在××”,这里所说的“风水”就是坟墓。因为××风水村是以众多古墓而闻名，有“蛇形”、“螺形”、“龙形”、“虎形”……,而且宣扬这里的“风水”(坟墓)是杨筠松(救贫)所“点”,主人的后代,都能子孙满堂、高官厚禄。但实地考究,没有一“穴”风水是唐代所作,也就不是“杨公”亲手所点。但为了掩盖虚假,就说是“杨公”弟子后裔秉承“师父”“风水”诀窍所为,这简直是自欺欺人。再说“杨公”墓葬地一于都,传说有“杨公”在世时点“穴”坟墓,经考查,那“穴”墓是清代的产品。本书编者走访了20多处“杨公”足迹所到之地,根本没有发现一“穴”规风水(墓葬)是“杨公”亲点之作。更使人思考的是,“杨公”本人仙逝,也没有留下他的墓葬之地,后人只好给他做块“照碑以示纪念,为当代人纪念和继承“杨公”其精神、其理念,是最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