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数百年来，米粮库胡同的总体建筑格局并无大的改变。正因为如此，老胡同的韵味被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那些胡同里的故事。

作为明代米盐库所在地，这条胡同在清代末期才开始成为民居，尽管作为民居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众多名人的身影。在米粮库这条不足三百米的胡同中，近七八十年以来，仅政府官员就居住过：李克农、孔原、马海德、陈伯达、邓小平。文化学者有：陈宗蕃、陈半丁、于斌（中国天主教大主教）、陈垣、傅斯年、胡适等。同时，著名文化人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在当年或因访友、或暂住，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身影。

在京城，类似米粮库胡同这样规整的胡同和院落还有很多，而如此“规整”的胡同大多由王府的余温，来彰显着古城的风韵和历史的沧桑，因名人故居承载着名人的历史和声誉。相关资料显示，北京目前存有元代以来的名人故居1500余处，其中绝大多数因故尚未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因明代内官监而得名

明代，地安门两边设立了内官监、尚衣监、司设监等为皇宫服务的后勤供应衙署，后来这一带的胡同，多因明代内官监署的遗存而命名。比如，如今人们熟悉的恭俭胡同，在明朝时，就是内官监办公地。据《北京西城胡同》记载：“恭俭胡同位于什刹海地区东南部。南北走向，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明代为内官监址。清代初始名内官监胡同，光绪末年讹为内宫监胡同。1911年后谐音定名恭俭胡同。”

在恭俭胡同之西，依次有东西走向的恭俭一巷、二巷……直至五巷。恭俭一巷原为内官监办公所在地，内官监是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职掌土木瓦石、油漆、婚礼、火药等诸作坊，负责营造宫室陵墓，铜锡妆奁器皿等诸事，业务十分繁杂（类似于皇家工程局）。清代后，内官监废弃，地安门一带还留有原“内官监”所属各作坊，这些作坊被用于胡同的命名。如周边的“油漆作”、“大石作”、“米粮库”、“染织局”等胡同，昔日皆为皇官服务的作坊或库房。

米粮库，明代称之为米盐库，属内官监。《明宫史》记载，“内宫监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油漆……并米盐库、营造库等”，清代晚期改称米粮库。当年米粮库的库址设在景山之北，穿过景山就是皇宫了，运粮颇为近便。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米粮库的作用逐渐消失。皇亲国戚均已断了俸禄，再以后“粮库”里无粮，便将“库”改造为民居，且定名为米粮库胡同。或许原本是“粮库”留下的底子，在改造为民居以后，不仅院落宽敞，房屋高大而且房前屋后，花繁叶茂，花园菜地皆而有之。

类似的还有油漆作胡同。据《北京地名典》记载：“油漆作胡同清光绪时称油漆作。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言此处是明代内官监的油漆作坊。”因油漆易燃，有危险，为安全计，故置皇城最北端，也是离皇宫最远的胡同之一。

知名学者汤大友曾撰文说，自明亡后，清政府对故宫进行修缮和维新，并将前朝内官监之房屋土地，尽皆分拨给这些从全国招募而来的“高级油漆工匠”们居住。

与米粮库胡同隔着地安门内大街遥相呼应的是黄化门街。黄化门在明清时期一直是太监们的聚居地，如旧时的司礼监、尚衣监、织染局等都围绕在黄化门街周围。

据清代大文学家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记载：“康熙癸亥（1683年），予入值南书房，赐居黄瓦门之东。”黄瓦门即黄化门街，当时仍在禁垣以内。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黄化门街”。

黄化门街往北，就是慈慧胡同。周边的百姓常将慈慧胡同称之为慈慧殿。别看多了一个“殿”而少了“胡同”两个字，却准确地概括了该胡同的历史渊源。据《北京地名典》记载，此地“处于明清两朝的皇城之内，清称慈慧殿，因明朝在此建有慈慧殿（全称‘护国龙泉慈慧禅林’）而得名。民国后沿称。1949年称慈慧殿胡同，1965年改称慈慧胡同。”

民国时陈宗蕃买下一段皇城墙

皇城墙是在皇宫之外，围绕紫禁城而建，它沿地安门东西两侧向南延伸至米粮库胡同东口及黄化门街西口。皇城墙始建于1420年，历经多次修缮，如今在米粮库胡同东口的皇城墙，为清时原物。

这段城墙也见证了地安门一带数百年的沧桑。明代，在地安门街道两边设立了内官监、尚衣监、司设监等为皇宫服务的后勤供应衙署，居民也多为皇室服务的勤杂人员。清初，机构逐渐废弃，勤杂人员便在此落户并以手艺活儿为生。此后，这部分人及其后代依靠皇城墙内外建设了大量房屋，一部分成为商住铺面房。民国年间，皇城墙逐渐被房屋遮挡，并最终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1921年4月，京都市政公所招商整修大明濠（一条贯穿北京西半城的排水沟渠，它是元代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水入大都的一条重要支系，原名金水河，水枯后成排水渠，改名大明濠），由于资金紧张，这时有人提出用城砖代替铁筋混合土可以节约工程成本。于是，京都市政公所“拟定全段改筑暗沟，上修马路。”

当时，经过测算，以旧城砖代替铁筋混合土，每丈可节约资金几十元。于是，京师市政公所的主事者们便动起了拆皇城墙的主意。从1927年9月3日，京都市政公所“补送拆卖皇城卷宗致办事处的函件”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拆卖皇城墙事件始于1921年6月2日，当时陆续拆除了西安门以南等处城墙。1925年1月，拆卖东安门以北皇城墙砖；同年8月，拆卖地安门以东至东北角宽街、以西部分皇城墙砖，得价三万元。

居住在米粮库胡同中的陈宗蕃，因其私宅“淑园”的东墙恰与皇城墙相连接。为避免自家院落被损坏，也为了响应拆卖皇城墙号召，陈宗蕃个人出资买下该段皇城墙，因此得以保存一段皇城墙。

2005年，西城区启动地安门内大街“城中村”改造，迁走皇城墙内侧的住户和商铺，地安门内大街东西两侧亮出数百米的城墙墙体，后加以修缮，形成如今“红墙绿地”的靓丽景观。后来，在米粮库胡同、油漆作胡同东口以及慈慧胡同西口也复建了跨墙门楼，以唤起人们对早年历史的记忆。

陈宗蕃自行设计建造“淑园”

如今，走进米粮库东口，路北有个深宅大院，平日大门紧闭。其实，细究这院子之“根”，就是当年陈宗蕃的私宅“淑园”，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初，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

陈宗蕃，字莼良，号淑园。1904年中进士，光绪末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经济。1910年毕业回国之后，曾经在邮传部任职，并以官员的身份参加了末代皇帝溥仪的登基典礼。辛亥革命之后，陈宗蕃做过银行公会秘书、卫生局科长、北平市参议员等职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团城北京古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陈宗蕃自1904年进京以来，经过近20年的“打拼”，“节衣缩食，薄有余积”。1923年，他和夫人在米粮库胡同东口内路北，置地十余亩，自行设计并建成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式住宅，定名为“淑园”，并亲自撰写《淑园记》一文。陈宗蕃在建造“淑园”时留有旁门。旁门正对着米粮库北边的油漆作胡同，对面就是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家的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陈宗蕃与夫人马毓秀共同生活35年，夫妻感情和睦，相敬如宾。“淑园”就是依据夫妻二人共同构想建造而成。可惜夫人马毓秀1934年病逝，陈宗蕃为夫人作传和墓志，真挚动人。从此，陈宗蕃孑然一身，不再续娶。有为之介绍者，均被其婉拒。

陈宗蕃自米粮库“安营扎寨”后，便一门心思撰写老北京专著《燕都丛考》。自1927年始，至1935年成书，历经八年之久。

《燕都丛考》搜集的资料广泛翔实，仅引用的书目就有205部之多，其中既有正史、会典、九通等官修巨籍，也有地方志、私人诗文集。包括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各时代的文字资料，其中有不少资料已经失传。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对陈宗蕃的著作这样评价：“《燕都丛考》是迄今所见记述民国时期北京内外城历史、街巷胡同变迁极为详尽的书。”

1937年，陈宗蕃将淑园卖予冯某（曾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管事）之后，便迁居至仅一路之隔的慈慧殿北月牙胡同居住。不久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冯某又将该院落卖予“南满医大”的吴清源大夫，吴大夫将此宅院改造为“清源医院”。在地安门居住了60多年的杨庆生老爷子回忆说，当年在米粮库胡同东口的墙上，就写有“清源医院”四个大字，白底黑字，老远就能看到。

胡适在米粮库胡同会宾客

1930年12月，胡适北上，携家带口入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院。这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家”，共有六年之久。或许因胡适大名之故，致使米粮库胡同名声大震。

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同年11月28日，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等职务，此后，他便从上海迁居北平，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儿以及秘书罗尔纲。

胡适在地安门米粮库4号的新居，就在陈宗蕃淑园西边不远处。

由于米粮库4号是三层楼，房间比较多。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寝室，另有几间是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以及家里的佣人住房等。即便如此，还是有多个空余房间，就成为胡适的堂弟胡成之、弟子罗尔纲的客房，还有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来北京，也应邀住进了小洋楼。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人来编辑胡适著作，大厅过道的房间就成了编辑人员的工作间和寝室。另外《独立评论》的编辑部也会临时在他家开会办公。

由于空间宽阔，胡适家便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聚集地。来这里吃饭叙旧的客人有文化界名人，如叶公超、马君武、罗隆基、潘光旦等；有胡适早前的同学、学生，如任叔永、周枚生、蒋廷黻、傅斯年、罗尔纲、顾颉刚等。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米粮库胡同中已然难见胡适故居的遗迹，有“知情”者说，现如今的米粮库4号，就是当年胡适所住的院落。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4号院（原21号）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四合院，既没见花园洋房，也没见佳树成荫。根据各方面的文字记载，当年邓小平在米粮库的住所，就是先前胡适住所的原址。

1931年冬，胡适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四十大寿。那时按照北方的风俗，做寿要摆寿堂，吃寿桃、寿面等，亲友要送寿礼，还要请艺人来家吹吹唱唱一番。胡适四十大寿那天，没有摆寿堂，也没有叫堂会，他还嘱咐亲友不要送礼。他的朋友和学生送了一幅寿屏，这件礼物是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人联名赠送的。

另外，他的夫人江冬秀送给丈夫胡适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止酉”两字。不识字的江冬秀解释，丈夫身体素来虚弱，不宜多饮酒，而他又酷爱喝酒，因此特制戒指一枚，劝他戒酒，江冬秀还解释说，“酉”是“酒”字的省写。众人听了，开心大笑。后来，胡适一直将这枚戒指带在身上，每当有些场合朋友起哄劝酒时，胡适就将戒指拿出来救驾。

胡适的老友黎东方回忆说，适之先生在北平，住在米粮库。每个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客人可以不经守门的老仆传片，直入书房（星期一到星期六，门禁很严，除非是至亲好友，休想通过门口老仆的那一关）。

当时，访客无论身份，胡适一律称其为“朋友”，故一时之间，胡适的“朋友”遍天下。“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那个时代一句十分有调侃味道的流行语。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在北大读书时，听过胡适的课，也很佩服他。一次，大概是出于好奇，何兹全也去了胡适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胡同的4号宅，只见宾客满座，都是年轻学子。他们与胡适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江冬秀曾笑言：“这是胡适之‘做礼拜’呢！”

原来，在胡适成名之后，且不说他的同学和朋友，仅他家乡的亲戚老乡前来攀附的人就成群结队，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本人没有职业，接待亲戚同乡几乎成了她的一大职业。为保证教学研究工作能正常进行，胡适每周日特别腾出半天时间来接待客人，他戏称为“做礼拜”，也是万般无奈之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之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他居住在东厂胡同，直至1948年底离开大陆。

胡适的邻居和客人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傅斯年在1930年至1933年曾借住淑园的北房；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1932年至1937年曾借住淑园的南房。这给他们拜访胡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傅斯年到胡适家从不事先约定，有事没事，敲门就进。据常住胡适家的亲戚石原皋回忆说：“傅斯年经常到胡适家来，胡在家即与胡谈，胡不在家，即与其家人谈。我们都喊他‘傅胖子’。”

陈垣是史学大家，他在米粮库居住期间，与胡适做了5年的邻居。陈垣在北京生活了58年，在北京一共换过8处住所。直至落户兴化寺街5号，才安定下来，并在那里整整住了32年。

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一共收录了陈胡两人来往书信36封，而写于米粮库共同居住期间的信件就有24封。这搁在现在，似乎很难理解：既然是邻居，可以当面交流，至少可以互通电话，为什么还要写信呢？或许是因为两人都是忙人，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做长时间交谈，而他们讨论的问题，又不是仅靠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正是由于采取书信这种方式，为后人留下了两人交往的重要实录。

徐志摩是胡适的老朋友。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胡适特聘徐志摩来北大任教，陆小曼不愿意离开上海，徐志摩要经常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两地。胡适在米粮库家中，特意为徐志摩准备了客房，以备好友随时入住。当年徐志摩在胡适家居住时，胡适就要求其助手罗尔纲，每天陪徐志摩到北海公园走走。

徐悲鸿与胡适早在1918年就已相识，他们都是由蔡元培组织的北京孔德学校教务评议会会员，不过，当时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多。徐悲鸿与胡适真正交往起来是徐悲鸿回国后。从徐悲鸿致胡适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只要徐悲鸿到北京，就住在胡适家中。1932年2月初，日本军舰炮轰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停课（徐悲鸿时任中央大学艺术课教授）。同年2月12日，徐悲鸿抵达北平，寓居胡适家中。而徐悲鸿所住的房间，正是徐志摩寓居胡适家时的房间。

有文字记载，1930年11月始，胡适曾经在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4号院居住了七八个年头。据说，这是他在京城五处住宅中，居住时间最长、最为安定的一段时期。

胡适的弟子兼秘书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一文中，对胡适老师的新家做了详细的描述：“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座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从大门到洋楼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后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围墙。洋楼共三层，一楼进门处做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客厅背后很大，作为进入大厅的过道……从那里向东就进入大厅。这个大厅高大宽阔，原来大约是个大跳舞厅，胡适用来做图书室。大厅的南边是一间方形的房，是胡适的书房。”应该说，罗尔纲的这段文字不仅非常详细，而且十分珍贵。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米粮库胡同已经难以找到胡适故居的遗迹，特别是罗尔纲所描绘的“大洋楼”，更是渺无踪迹。据文字和档案资料推断，胡适当年所居住的洋楼，应该就是陈宗蕃的“淑园”。

陈半丁办“周宴”

画家陈半丁是米粮库的“老住户”，他在此居住了十余年。陈半丁19岁时随表叔吴石潜（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到上海拓印为业。后拜吴昌硕为师，期间承蒙任伯年等多位“海派”名家指导，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础。1906年，陈半丁受金城之邀来到北京，他不仅将“海派”艺术带到北京画坛之中，更在这里博采众长，将艺术源头上溯至明清诸家，以借古开今之势确立了个人艺术风貌。

1937年，北平沦陷后，陈半丁拒日伪政府聘请，辞教以卖画刻印为生。后来在友人资助下购得地安门米粮库4号院宅邸。有文字记载道：“为了避开日本人的吵闹，几番周折，在严惠宇、杨济成等友人资助下，购得地安门米粮库四号院宅邸，该院落占地十余亩，院中有园中园五亩，故以‘五亩之园’命之。”“淑园”由“十亩”变为“五亩”，是否陈宗蕃将院落分割成两院，一半是宅院，一半为清源医院所有？

陈半丁常在家中举办“周宴”。“周宴”就是沙龙性质的聚会。参加宴会的常客，除书画界名流如严惠宇、方巨川、杨济成、蒋兆和等，还有京剧界的名流，如梅兰芳、奚啸伯、程砚秋等，他们都是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米粮库胡同，占用陈半丁家的部分房屋。这期间，国民党还多次劝其飞往台湾，均被陈半丁婉言拒绝。1951年，陈半丁将米粮库宅院售出，另购了西四北六条南魏胡同、和平门内新帘子胡同两处宅院。

李克农与孔原同住一个院落

祖辈就居住在米粮库的亮哥，今年已经66岁了。在笔者与亮哥交谈中得知，刚解放初期，这里（指陈的淑园）曾经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宿舍。开国中将李克农与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孔原当时同住一个院落。

据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回忆说：“1950年，为便于工作，父母亲等搬到地安门内大街的米粮库胡同。这是一处较大的院落，一处整齐的四合院，一座二层小楼，还有一些平房，据称早先为胡适公馆。院子宽敞，老人们可以散步活动。为了照顾老人，李伦夫妇（李克农的长子）搬来与父母住在一起。逢周末或节假日，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回去看望。”

在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的纪念画册中，有幅1939年在延安毛泽东窑洞前的照片，上有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则是孔原和许明。人们不禁纳闷，为何两对夫妻的结婚照，出现在同一幅照片之中呢？原来结婚那天邓小平夫妻才听说，孔原和许明也在当天结婚。由于当时的延安胶卷珍贵和匮乏，便请两对“新人”站在一起，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巧合的是，几十年风雨过后，解放初孔原居住的小院，又成为邓小平的宅院。

邓小平同志也曾居住此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在米粮库小学读书期间，常去住在米粮库胡同的同学家中玩儿。有时闲极无聊，同学就提议说，带你上房顶去看看。于是，我们就沿着同学家的院墙，小心地爬上房顶，俯瞰当时陈伯达家的大院子。

那时，同学们经常在胡同里踢球玩耍，大灰铁门上的小窗口里总有卫兵向外查看。有时我们玩疯了，喧闹声音太大了，就会有解放军叔叔出来劝阻，态度和蔼地说，小同学，小点声音，不要影响首长休息。

以后得知，这个院子的主人是陈伯达。“9·13”林彪反党集团叛逃被毁灭，陈伯达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待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1981年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服刑8年之后，1989年去世。

1977年，邓小平同志官复原职乔迁新居。每天到了上下班的时间段，胡同口内外就有军人和警察站岗执勤，迎送首长出入平安。

据地安门派出所民警老张介绍说，他是“小平警卫组”最后一茬民警，因为持续干了12年，所以“小平警卫组”之前的民警基本都离开了派出所。

老张介绍说，邓小平一家是1977年搬到地安门派出所管界米粮库胡同11号居住的。小平同志1997年与世长辞，他老人家生前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20个春秋。在邓小平携家眷刚搬来住的时候，派出所专门为小平家设置了警卫组，负责小平同志住所和出行的安全。警卫人员都是派出所的民警，人员不是太固定，警卫地点也没固定。

1985年，上级要求增强邓小平家住地的警卫力量，警卫组成员就都转成专职的了。小平同志家院门口的一间平房，就成了警卫组的固定办公地，并配了一部专线军用手摇电话机。警卫组全天轮流值守，小平同志外出回家之前，电话机就会响起来。警卫组的民警们接到命令和通知后，就立即为小平同志的进出做准备，拉开警戒线，疏导附近车辆和人群，目送小平同志的车辆安全驶过。

2002年10月5日，由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电影《邓小平》选择邓小平在米粮库的故居举行开机仪式。邓小平的三个女儿邓琳、邓楠、邓榕一大早就忙前忙后，在家中热情地迎接摄制组成员。

在邓小平故居，摄制组拍摄了每年2月19日邓小平家人祭奠邓小平的方式：买两千朵五颜六色玫瑰花，亲人和生前工作人员将其掰成花瓣，洒在邓小平每天散步的路上。电影创作者将这一真实细节，用在了电影《邓小平》的结尾中，并在邓家拍摄了这组经典镜头。

我当年作为《中国电影报》的记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开机仪式，可谓是故地重游，且用不着爬房顶窥视了。

亮哥回忆说，这东面的院子就是陈宗蕃的淑园，解放后是世界医学实验托儿所，后来是联合医院，也叫做五四医院。1958年大跃进时期，是一家半导体研究所，再后来是电视机外壳厂。自1977年邓小平入住之后，东院拆迁腾空之后，成为某军事单位办公地，平日里总是大门紧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