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易联易道文化研究会

正 本 清 源 不 忘 初 心

当前，易学研究者面临一个较为尴尬的局面。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提起易学或《周易》就会一口咬定就是指算卦、算命或风水，而对于易学研究的真正旨归――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思――却惘然不知其所指。同时，“象数”作为研究易学的重要途径和易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也往往被等同于“术数”，认为搞象数易学的就是搞算命的。造成这一误读的原因很复杂，人心浮躁、迷信流行固然是惑之渊薮，但是概念混乱与混淆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对易学、术数等范畴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辨析已经成为易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易学本身的合理性就成为令人生疑的了。

从历史上看，简而言之，易学与术数皆源于巫觋之术，而算命术则是术数中的一大门类。进一步探究，则可以发现：秦汉之后以至今天的所谓“术数”很多都打上了象数易学的深深烙印，成为易学语境下的术数，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术数基本与《周易》无涉；而本为卜筮之书的《易经》经《易传》全新解读后，已经由形而下的术数范畴中升华出来，成为揭示形而上之道的学问。

什么是“术数”？《辞海》解释说：“一种数术。术指方术，数是气数。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汉书?艺文志》列天文、历谱、五行、筮龟、杂占、形法等六种，并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但史官久废，后世称术数者，一般专指各种迷信，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命相、拆字、起课、堪舆、占候等。”《辞源》解释与之接近：“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如占候、卜筮、星命等。”

权威工具书的定义基本可取，除了以下两点补充：
第一，术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凝结着先民的智慧，似乎不该将术数与迷信简单等同。术数中包括玄学和科学，是一个庞大深奥的体系。
第二，考唐《艺文类聚?方术部》有养生、卜筮、相、疾、医五类。再考宋《太平御览?方术部》有养生、医、卜、筮、相、占候、占星、占风、占雨、望气、巫、厌蛊、祝符、术、禁、幻。《四库全书?术数类》有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所以工具书定义的外延似乎有些单薄。

目前普遍的看法认为术数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长生类，有养生、医药、气功、炼丹、房中、服食、辟谷。
第二部分是预测类，有卜筮、易占、杂占、择吉、三式、占梦、测字、堪舆、占星、占候、相人、四柱。
第三部分是杂类，有幻术、招魂术、禁咒术、巫蛊。

关于术数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巫术。在那个远古蛮荒的时代，孤单渺小的原始人在苍茫天地之间面对着神秘的大自然而无力应对，然而心中长存趋吉避凶的渴求。于是巫术应运而生。巫术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加以影响和控制，借以趋吉避凶。“巫术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相信心灵感应”，列维―布留尔称之为“互渗”。所谓互渗是建立在“万物有灵”“万物交感”“天人交感”的原始思维基础上的对于某种相似性联想和占有性联想的信仰，比如“鞭桑除丧”，比如占有仇人的头发、指甲可以获得对该人的支配权。正是这种信仰使得巫术的操作成为可能。而这一信仰和趋吉避凶的目的也同样成为《周易》占筮、日占、医药、风角、望气、风水等各种术数的特质。不惟如此，这一信仰在中国还孕育了中国哲学（当然包括“易学”）最为根本的范畴之一“天人合一”。在西方这一“整体观”逐渐退出主流思想，被主客分离的思维代替，当然退出主流并不意味就消失了。而在中国这一整体观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被历代思想家所强化，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中国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除了这种信仰，巫术不同于宗教的地方是它认为人类应去掌握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极力想用人的（即巫师的）力量来控制外在事物以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它又不自觉的加入某些科学探讨的成分。信仰与科学共同构成了巫术体系，使得巫术呈现出神秘性与科学性共存的奇特现象。有学者对殷商时代的祝、史、宗、巫（皆为分工不同的巫师）所掌握的知识体系做了整理，认为可以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把握外部世界的星占历算之学。这些知识显示了当时文化人对外部宇宙的认识。
第二，整顿人间秩序的祭祀仪轨之学。既是极其专门的通神技术，也是极其严肃的宗法知识，它是后世宗教性礼仪的源头，也是区分血缘等级秩序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方法。
第三，洞察人类自身的医药方技之学。

可以看到，后世所谓术数之学中最为基本的几类知识，如占卜、星象、历法、医药等皆可在上古巫师的知识系统中找到源头，而其他的术数门类也大多由这几类知识分化演变而成。

所以，就生成论角度的源头来讲，术数的基本内容是起源于上古巫觋之术，然而就一类系统的知识体系来讲，有很多术数是易学话语渗透和掌控之下的术数，或者说这些术数源于易学。术数真正成为一类学问，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在秦汉之时，“术数”一词开始被固定的作为对于某类知识系统的指称，出现于汉代。经秦火之后，原有的各种知识大多已经支离残缺，只有几种技术性的知识得以流传，被认作卜筮之书的《周易》就是其中之一。在汉代还设五经博士，《周易》被列入官学，并被尊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汉代的象数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易学学者们借鉴了当时发达天文历算之学，并进一步与战国时期出现的五行之术融会贯通。卦气、爻辰、纳甲、八宫等精微奥妙的象数体系纷纷建立起来，这些体系的建立大都缘于占筮的目的。这些体系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所有术数家都在吸收这些成果来调整、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占筮体系。此时的所谓“术数”，已经被不可避免的“抛入”《易传》构成的话语背景中，而成为深受“易学”尤其是“象数易”影响的“术数”。比如“阴阳观念”，《乾》《坤》六子观念，乾天坤地震雷等卦象及各种推衍卦象，还有《说卦传》中揭示的两种八卦方位等等，与五行生克制化之说一起，成为后世术数之学的基本理念。所以尽管追本溯源，易学源于术数之筮占，然而自秦汉之后流传至今的很多术数尽可以说源于“易学”。正是从这一角度，《四库全书?术数》提要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中唯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

但是四库馆臣的说法也稍有偏颇：“实皆易之支派”这一全称判断显然有些绝对。其实如风角、遁甲、三式、望气、占梦、相面、测字、择日、六壬、堪舆等术本来都与《周易》无关，即使是后来借用了一些象数易的概念，也大多只是为了镀镀金，无改于其本来面目。至于民间更多的大量的白巫术、黑巫术，除了极少数，基本与《周易》毫无关系。（为了重心更加明确，以下对所说的术数基本是与易学相关的术数，不再注明。）

易学来源于巫术的一大门类，占筮。《汉书?艺文志》所谓“筮龟”，即卜筮，包括两个方面：一为龟卜，二为占筮。龟卜是以灼烧龟甲或钻孔的方式，根据龟甲灼或钻后的裂纹而得兆，据兆以断问事之吉凶，其法久已亡佚。占筮之法赖《易传?系辞》得以保存至今，以蓍草进行演算而得卦，通过分析所得卦象与卦爻辞推断吉凶，谓之大衍之术。卜筮之术借助据说可通灵的龟甲和蓍草作为沟通神人的媒介，也是一种巫术。

卜筮之术作为神人交通的路径，经历了一个民间――精英――民间（精英）的变迁。这些巫术一开始就源于民间，处于一个人人皆可为巫医，所谓“神人杂糅”的时代。只是后来，财产私有化，部落首领在垄断经济命脉之后，有垄断神权、政权的需要，于是出现两次“绝地天通”。不允许平民进行神人之交通，这样卜筮之术以及祈禳、祝祷、降神、厌赅、祭祀等方法就被垄断在仅仅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少数史官手中，成为后来儒家所谓“礼”的主要内容，《周礼?春官》谓：“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礼》还记载周室专门设“太卜，卜人，龟人，占人，筮人，占梦，大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男巫，女巫”等分工。至于民间，这些知识或有流传但可能已经颇为残缺模糊了。到了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之时，垄断在周史官手中象征着周王室绝对权威的周礼散入各诸侯国甚至民间，这就是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过程。而周史在鲁国观易象后大声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其实也可以视为对这一历史的另一种描述。这一时期，《周易》经历了由少数人掌握的精英知识重新散落民间的而成为民间知识的过程，流入民间的《周易》或许也有笺注训释之学，但更多是流于应用，成为一门彻底的供预测用的术数之学。而与此同时，由史官转变而成的儒者、士人等知识分子对《周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出现了如《十翼》、《帛书易传》等《周易》论文，后世所谓易学其直接的根底应该在这些论文这里。后世易学名目繁多，但对于天人、性命关系的哲学思考大抵是共同的核心内容,并没有脱离这些《周易》论文所讨论的议题。需要指出，《周易》的术数化和哲学化两个转型之间并非如此的泾渭分明，其间的相互借鉴、渗透或转化、共存的复杂现象不可忽略。比如，作为《周易》博士的孟、京之学都曾被列入官学，但二人以及汉代几乎所有易学大家都精于占验，而且在建立自己的象数易体系之时也借鉴过当时发达的天文历算和杂占、物占之学，而后几种很明显属于术数之学的范畴。一直到宋代义理之学大兴的时候，也同样涌现了邵雍等为数不少的精于占验的易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现在所说的易学研究的对象是《周易》经传以及后人对《周易》经传的各种阐释与发挥。也就是说今天的易学主要承续的是上文所云《周易》的学术化渊源，而非术数化转型。但是易学学者还需要对《周易》占筮及其他术数之学有通透的了解，这是通向易学之门的难以逾越的路径，这一点下文还有论述。

《易传》的成书可以视为《周易》的学术化转型的基本标志。经《易传》创造性解读后的《周易》几乎完全脱离了单纯趋吉避凶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特质，而成为一部展现宇宙天地生生之德性，弘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学著作。这一转化大致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以生生不息为特色的无限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总体宇宙图式，所谓“生生之谓易”。

第二，彰显了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所谓“尽人事之终始”。其中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根本民族精神品格的基本表征。

第三，基于“生生”的基本理念建立了成熟的“时”的哲学。所谓时的哲学，既是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也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辩证法，更是“通达权变”的处世哲学。

第四，明确揭示了易学的基本内涵，即“辞、变、象、占”四圣道。

《系辞上》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即对卦爻辞人文意蕴的研究，对卦爻画的动变及其所符示的社会人生动变的各种情状的探究，对《周易》象数的推演，对《周易》占筮的实践。

需要指出，在《易传》对《周易古经》作了学理上、智慧上的升华、从而使其成为高度哲学性的“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宝典之后，《古经》的筮占功能仍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占筮，仍然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它已不再是表征易最主要品格的一个要素了。因为第一，《周易古经》本为占筮之书，所谓辞象变，原本是处在一个占筮框架中并赖此而获得存在的意义。要获得关于《周易》的全面理解，无法绕开占筮。

第二，无论作为筮占体系的《周易》还是作为哲学的《周易》都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作为其理论根基之一。如上文所说，这一观念最早形成于上古的巫术操作中。所以不难相信，筮占的实践有助于更为深刻的契会易学哲学中的核心思想。

第三，筮占仍被《易传》视为表征大易思想、智慧的一个基本要素。在《易传》看来，借助《周易》的智慧进行筮占，完全可以顺利迅疾的实现人与宇宙社会人生的相关因素的神奇感应和沟通。“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系辞上》）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看到，所谓“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系辞下》），《易传》更为看重的是“人谋”，即借助大易揭示的哲理与智慧去指导人生，认为这更具有根本意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易学”的理解将无法避免的导致偏差。

《易传》的形成开示了易学研究的两种解释向度，象数和义理，为后世易学分化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埋下了伏笔。其实，象数与义理在《易传》中固然密不可分，所谓的两大派别也并未将二者截然分开。象数派并非不阐发义理，义理派也并非尽扫象数，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象数派专以《周易》中象和数两个最根本的要素为工具来研究易学问题，如探讨《周易》的成书，笺注《周易》经传之辞、揭示象数与易辞的内在联系和建立神秘的筮占体系，等等。义理派偏重《周易》中所蕴涵的自然、社会、人生之哲理，以此为基点注释经文，阐发经世致用的理论。

由此可见，象数学不同于术数学。长期以来，一部分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在内，将象数与术数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在古人那里早已是泾渭分明了。《汉书?艺文志》将孟喜京房等象数易学著作列为《六艺略》而非《术数略》。清《四库全书》将象数易学书籍列入经部易类，而非子部术数类。在他们看来，《周易》象数学属于官方经学，是一门关于形而上的学问，从事这门学问的大多是学者。而术数则不同，它是一门形而下的应用之学。

当然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象数思想是在卜筮中产生、且服务于筮占活动。《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中的“象”、“数”皆就筮法而言。所以《周易》本为术数，为官方专门史官掌握。到了汉代，“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汉书?艺文志》），术数流入民间。而探讨大道为主（包括象数易在内）的易学成为官学而与术数分道扬镳。虽然如此，《周易》筮占之学作为民间俗文化，还是不断从象数易学中汲取营养，完善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

易学与术数之间存在着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剪不断理还乱，要将二者作一个完全的剥离几乎成为不可能。

易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周易》经传、象数义理，术数家也以《周易》为理论基础。《周易》占筮自不用提，一些原本与《周易》无关的术数，在汉代以后也大规模向《周易》“皈依”。如相术中对于人面部或手掌所做的八卦方位的划分；比如南方的理气派、玄空派风水学，重视罗盘的作用，讲究方位，用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等来推演，以确定生克关系。再如测字术也将文字笔形与八卦联系起来，什么“口形为兑捺为乾，三画无伤乾亦然；三点同来方是坎，撇如双见作离占”等等。象数易学注重象数，术数也重象数。论象有梅花易、火珠林、焦氏易林等易占对卦象的阐释与发挥，论数，有易占对大衍之术、先后天之数的重视，有风水术对九宫之数的重视，相术中有六府三才三停，五岳四渎五星六曜等，遁甲还有三奇六仪九宫八门之数。总之，各种卦爻象、逸象，以及河洛之数、五行之数、天地真元数、大衍数几乎是大多术数赖以存在的基础或是粉饰自身必不可少的装备。

同样的，易学要揭示象数之中义理内涵，来为现世人生寻求安身立命之本。而术数也并非不谈义理，甚至其中包含相当多深邃的哲思。以汉代的象数易为例，汉象数易既是易学也是术数。较为典型的是八宫卦、卦气说和爻辰说。京房的八宫卦集中显示了《说卦》所云《乾》《坤》父母生六子和天地间八卦相摩、阴阳相荡的哲学观念；孟喜的卦气说和郑玄的爻辰说，尤其是前者建立了一整套天地间阴阳消长、四时更替、物候变化的符示系统。尽管当时这些系统大都被运用于占筮预测，但是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占筮，甚至超越了历史，成为揭示天地之道的符号系统。术数的最基本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万物交感”，往往推类取象，进行某些既形象直观又有些牵强的比附，与董仲舒的“天人相副”具有相同的本质。但是这些比附中却往往藏有为数不少的“真理的颗粒”。如纳甲筮法（即火珠林），经过发展，“鬼、天地、同气、福德、财”六亲成为“官鬼、父母、兄弟、子孙、妻财”六亲，并按照“比相生，间相克”的原则看用神与日月动爻以及他爻的生克制化，从而预测吉凶。这里，看似牵强的纳亲，其实是构建了“一个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庞大亲属符号系统”，并在后人的不断发展中，成为对中国社会人情的精妙表达。比如克我者为官鬼，反映了在传统的官本位的中国，当权者和上帝鬼神具有同等效力，能够决定人死生祸福。再如我克妻财，三从四德理念笼罩下的旧中国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只等同于私有财产，所谓“妻子如衣服”。所以在占筮之时，“占货财珠宝、金银、仓库钱粮，一切使用之财物、什物器皿，亦以财爻为用神”（《卜筮正宗》用神章第八）。另外妻财克父母，兄弟是劫财之神，子孙为福德之神，占家畜亦是占子孙等观念，实在可以称得上中国风土人情的百科全书。至于风水之术，其实本质上同样源于中国人希望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对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都可以提供学理和经验上的宝贵帮助。限于篇幅，其他的术数就不再一一列举，但是可以肯定，术数当中的确存在对义理的追寻。

这样一看，似乎易学与术数真的是不分彼此，然而二者毕竟有基本的差异。易学通过把握天道，启发人哲理上的思考，让人由蒙昧转向智慧，从而可以顺天而行，趋吉避凶。而术数操作者则是力图总结出一套规则或公式，认为依此演算可以趋吉避凶。术数操作者本身或许是智慧的，这就是很多术数家同样也是哲学家的原因。比如我们很难明确区分焦赣、京房乃至邵雍的学问是易学还是术数。但对于被操作的对象――即普通大众――来讲却很难从中得到智慧的愉悦和哲理的启示。因为大众对术数的态度是信仰式的，而不是哲学式的。所以大众从术数中很容易得到愚昧而不是相反。当然，这种信仰式的态度引发的归属感和心理暗示或许可以对社会和人自身产生某些正面的影响，但是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同样是《周易》，用于探索天道，揭示其中蕴涵的哲理就是易学，用于公式化的推演就是术数。这之间的分别其实是在一转念之间，大有佛家所谓“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的意思。在这一角度，易学与术数是一体的两面，正如一只毛笔，在书法家的手中就是书法笔，画家的手中就是画笔，在顽童的手中就是玩具，在文具商的手中就是商品。

进一步的辨析，对于术数，能进能出，并不“拘执”者，就并非术士；相反，认为术数可以包打天下，是万世不移、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是典型的江湖术士的思维了。在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之后，硬说术数尤其是《周易》预测是科学者也大有人在，但这只是江湖术士随波逐流粉饰自身的手段而已。其实，冠以科学的名号并不能为《周易》带来殊荣，因为中国哲学从来就是玄学，是充满隐喻、诗意、象征、类比的圆而神的思想，而缺乏重逻辑、分析、实证的方以智的科学思维。有学者认为，进行吉凶预测最为重要的不是那些术数规则，而是人的灵感思维或直感思维，有预测准确者就在于这种灵感思维的发达，而某些术数训练是培养这种灵感思维的很好的途径。如果我们说术数之中也蕴涵很多丰富的人生和宇宙哲理，人可以借助术数之学培养潜在的灵感思维或直感思维，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硬要以科学的名目粉饰术数，硬要说其术数公式乃是颠扑不破百试百灵的定理，就非常荒谬了。在今天这或许是易学学者与术士的最根本的区别。

所以，总的来说，易学更为注重通过仰观俯察天地万物生化流行和精心培育内心固有的道德善性，从而达到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这一境地将人的主体性与外在必然性完美统一。正如《易传》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要达到大人之境界，人们需要通过观察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运行，体悟其背后隐藏的天道、天理。而《周易》卦卦爻爻正是对于天地万物社会人生运行情状的抽象概括和表征。于是，对《周易》的体悟正是对天道的体悟，正是达致理想人生境界的绝佳路径。而一旦达致上述“大人”之境，进退趋止无不中节，无不顺应天道，祸患与凶咎根本无从谈起，根本不用算命。这也许就是荀子所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的道理。

而在大多数的术士眼中，世间一切皆在定数之中。所以某种征兆必然预示某种或吉或凶的结局，改变某种时空布局必然引发相应而固定的人事结局。所谓天人合一成了一个数学常量，被代入某些数学公式中，推导出死气沉沉的定数。术士的公式未必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易者，变易也”，通权达变、因时制宜，才是《周易》的精髓。易学最重“德性”，相比术士的一成不变的公式，《易传》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似乎更具有普遍真理的特质。如今绝大多数算命先生，只学会一些死板公式，而根本不会考虑公式背后蕴涵的深邃思想。至于连公式也不会，只会察言观色骗人钱财者也屡见不鲜。这些人已经谈不上术数家，甚至不能称为术士，充其量是江湖骗子。如西汉贾谊所描述的：“世皆言夫卜者多言，言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遗憾的是在急功近利的今天，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秉持严谨态度研究术数或算命术的学者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了术数的普遍庸俗化，使术数遭遇着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迷信它，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为人所不齿。

清末民初袁树珊《命理探原》一书中有所谓“星家十要”，提出了对术士整体素质的要求，包括学问、常变、言语、敦品、廉洁、勤勉、警励、治生、济贫、节义等十项，其宅心之仁厚，用意之良苦，让人非常感动。如果大多术士能够奉之案头为座右铭，不要说易学不会被人如此误读，就是算命术数也必然不会被如此的庸俗化。

作者：刘云超，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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