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注重《周易》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周易》视为占筮书。
周易与易经、易传三者混称，在学术界屡见不鲜。
其实，易经有三种：连山、归藏、周易，史称“上古三易”。《连山》是夏代的《易经》，以象征“山”的《艮》为首卦；《归藏》是商代的《易经》，以象征“地”的《坤》为首卦；《周易》是周代的《易经》，以象征“天”的《乾》为首卦。
因此，《周易》只是《易经》的一种，两者之间是种属关系，不应混称。《易传》则是在《周易》诞生几百年之后的人阐解《周易》的十篇文章，其中的一些阐解文字还未必符合《周易》原意，所以不能归入《周易》，更不能称为《易经》。
《易传》体现了《周易》对后世的影响。而《周易》在诞生之前，已经有《连山》、《归藏》的存在。在《连山》之前，则是“数字卦”的时代，那是一个直接将占筮所得到的六个数字依次从下往上排列的“数字组”。后来，先人按奇、偶原则用阴、阳两爻替代数字，占筮的结果便成了由阴、阳爻画构成的“卦”，也便相继诞生了连山、归藏、周易这三部易经。这三部易经，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同时也是上古三代先人决疑解难、预测未来的工具书。说连山、归藏是占筮之书，符合历史。说周易是占筮之书，则未必尽然。因为周易这部古经经历了一个由具有占筮功能之书到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功能而居于儒家“五经之首”位置的历史过程。
《周易》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精心编撰的又一部易经，他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拟定六十四卦卦名，重新选编六十四卦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辞，并根据各卦内容重新排列六十四卦次序。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易》便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书；凡遇重大事情，都要由专职筮(史)官运筹占卦，然后根据筮规选择相应的卦象及卦爻辞类推事情的吉凶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周易》的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不通过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与卦爻辞作为类比依据，进行决疑解难。
《左传》、《国语》中保存下来的22个筮例，向我们展示了《周易》由占筮书向思维工具书转变的趋势。22个筮例中，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672年，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486年。其间，公元前600年之前的筮例有10次，其中占筮9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爻辞1次；公元前600年之后的筮例有12次，其中占筮7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或爻辞5次。不举行筮仪而直接援引卦象或卦爻辞进行推理论证、决疑解难，说明《周易》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周易》智慧及其文化价值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晚年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萌生对《周易》的阅读兴趣，以致“韦编三绝”。反复研读《周易》之后，孔子感叹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孔子曾自称“五十知天命”，但是五十岁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还是难免有“大过”，这才有后悔《周易》学晚之叹。孔子读《周易》，不是占筮，而是参悟卦象及卦爻辞蕴含的“义理”；《易传》大致表达了孔子学易之后的体悟。
孔子注重《周易》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周易》视为占筮书。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周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成为玄学核心文本。玄学领军人物王弼认为，《周易》是一部“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书；他将解读《周易》的方法概括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周易》中的卦爻辞是对卦象爻象的解说，一旦了解了卦象爻象，就应将卦辞爻辞忘掉；卦象爻象中蕴含着事物发生发展的意义，一旦领悟了卦象爻象所蕴之意，就应将卦象爻象忘掉。学习《周易》的最终目的，是“得意”而非“得卦”。经过玄学思潮的洗礼，《周易》的文化价值已超越儒、道诸经。
到了唐代，太宗皇帝钦命孔子后人、著名经学家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用来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周易正义》，赫然位列五经之首。孔颖达认为，古往今来《周易》的注释本虽然不少，“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孔子后裔“专崇王注”的根本原因，是王弼把《周易》作为哲学书来读，把《周易》作为能帮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来解读的缘故。
《周易》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成为万千学子谋取功名利禄的“统编教材”，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首席代表，它难道还是一本占筮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