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风水学得以成型。随之而来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阶段是风水学十分重要的阶段，其中墓葬风水十分盛行，墓葬风水就是对葬地的选择，来影响人事物的吉凶祸福。当时人们视死如生，把“阴宅”当做“阳宅”的翻版，也就是把陵墓当作家的翻版。《晋书·羊祜传》记载，术士看出羊祜祖坟中有“天子之气”，吓得羊祜连忙决断地势，破坏风水，灭的皇帝知道以后灭他全族。后来术士又来看到他毁坏后的地形，说道“尚出折臂三公。”其后羊祜果然坠马受伤折臂，官职太傅，位列三公。

《晋书》中还有一段是讲东晋名将陶侃年轻时，家里很穷，经常三餐不继。有一年父母相继而亡，可怜陶侃正伤心间，屋漏偏逢连夜雨，家中那头唯一的瘦牛，又丢了。陶侃一人失魂落魄地走着，四处找牛。半路遇到一位懂风水的老先生，对他讲：“前岗见一牛，眠山涧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又指着另一方向说：“那个地方也不错，如果在那里葬死人，后人可以做年薪二千石粮食的州官。”陶侃按照老人的指点，将母亲葬在牛眠的位置。第二年，朋友周访的父亲去世，就葬在第二个位置。此后，陶、周二人胸怀大志，苦读诗书，果然，陶侃官至大将军，周访也当上了益州刺史。

这就是“折臂三公”与“牛眠地”的故事。

正因为魏晋时期，风水盛行，专攻此道的人逐渐增多，当时的管辂，相传每言辄中，出神入化。体性宽大，常以德报怨，被后世奉为风水卜卦观相的祖师。包括《管氏地理指蒙》至今还在流传，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历代堪舆家、地理学家的必读之书。

而晋朝还出现了一名风水大家，郭璞，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家，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传说他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他好古文、奇字，精天文、历算、卜筮，长于赋文，尤以“游仙诗”名重当世。《诗品》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也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注有《葬经》，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

魏晋时期，风水理论在应用性意义上，有了更加精要和完善的阐述，而在这个时期，“风水”这个名称才正式出现，真正的登录历史的舞台。出现“生气说”“藏风纳水说”“地形藏气”“方位说”“生气感应学说”等。这些学说，主要承袭了《周易》中的原理，在风水学中具体发扬和定义化。这些学说也成为后人追求理想葬地的理论依据。所以以《葬经》为代表的风水理论在风水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纬的郦道元所注《水经注》，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述范围内水系的的专著，《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许多资料。在风水学和地理学中这本书的意义也非常重大。

《水注经·易水》中描写“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描写了建筑与山水之间的和谐，是至今风水学中津津乐道的风水宝地。

这个时期，是中国风水学高速发展的时期，其中出现了很多风水大家，说道风水大家，又要提起当中最最负盛名的郭璞，他的《葬经》中讲，把风水学从中国传统的相地学中抽取出来，对风水下了完整的定义，并且全面构架出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提出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至今已经传承了1700多年，所以我们习惯把郭璞成为“风水鼻祖”。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风水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个时期，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宫宅，乡村，墓葬，都有不同程度收到风水学的影响。

《隋书》记载，当时宰相杨恭仁准备迁移祖坟葬地，请很多相地学家选地，这些人都各说其词，不知听谁的好，他就秘密派人回家乡，请来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并在历书上标注各地的山形地势，然后密封。请各位相士言其土，无一说准。这时有一个叫做舒绰的人站出来说，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一是为福地，世为公候。杨恭仁请舒绰到此地查看，挖地七尺得一洞穴，原来这里是粟田，蚂蚁啄而成穴，于是杨恭仁重赏了舒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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