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历史记述；一是历史研究，解释历史发展背后的逻辑关系，即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的历史研究，有着乾嘉学派以来雄厚的文献考证传统。“让史实说话”，是历史解释的基础。但是，考证往往解决的是一个点，而不是整体结构的问题。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种朴素的中国历史演变逻辑解释，铲史官还想用现代视角，挖掘得更加细致深入。而铲史官的读者，也已经不满足于支离破碎的纯历史故事的呈现。

即日起，铲史官推出《历史的逻辑：古代改革人物简史》系列，以历代改革人物为线索，讲述历史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变革，勾勒简略的历史演变图系。说是简史，实在是篇幅所限，只能蜻蜓点水式掠过。

历史故事很精彩，解释却很枯燥，如何在二者间取得一个平衡，水平有限的铲史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钢丝的效果如何？会不会掉坑里？等待一大波弹幕式攻击。

17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解释框架，把社会的历史发展看成一个不断进步并通向美好明天的过程。而在中国，儒家以上古作为理想，将现世看做末流。孔子的价值观，对政治制度、纲常伦理的构想，很大一部分源自西周，来自于周公时代。

我们的故事，就从周公开始。

历史课本中，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从远古原始社会，到夏商周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这里的“封建社会”，其实是指从秦朝开始、建立在“地主-农民”生产模式的郡县制社会。真正的封建，是在西周。

夏商时代，君主只是名义上的中华领袖，类似部落盟主，控制不了其他部落。而在西周，周王室通过家族的分封，对天下的控制力加强，中华民族开始了统一的大融合。这种历史进步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夏商部落之间战争频繁，俘获的奴隶构成社会生产的主力。奴隶是被迫劳动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一有机会就要偷懒逃跑，甚至动不动就被送上祭台当人牲。奴隶主需要付出人力物力监管，管理成本日益增长，双方对立严重。牧野之战，商王为此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西周社会，奴隶逐渐解放成了农奴。相对于奴隶，农奴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奴隶主与农奴达成了默契，只要交足公田的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被授予的私田，农奴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去世后由长子做户主。农奴干活有了积极性，奴隶主不用付出监管成本，只赚不赔，皆大欢喜。非人道的奴隶制度消逝，生产力提高，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进步？

西周统一天下后，部落战争减少，可俘获的奴隶减少，也是变革原因之一。生产力提高，周王室终于可以有能力控制更大的领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二者之间，互为因果。

封建，是一种秩序。由之发展而成的礼乐制度、伦理纲常，成为后世君临天下治理帝国的工具和手段。由于缺乏资料，历史记述中的周公，完美得近乎完人。在礼崩乐坏的后世，当权的辅政者通常被寄予周公一样的期望，却难再有全身而退的美好结局。顺应潮流进行改革，稳定天下秩序，促成中华民族形成，奠定中华文明的基因，周公算得上千古第一人。

建立在自家亲戚分封基础上的天下秩序，隐藏着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造成了分封的瓦解和西周王室日后的危机，详情请看下集分解。

参考资料

《史记》，易中天《中华史》，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许倬云《西周史》，姜若木《周朝那些新鲜事儿》，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